当然，我相信，每个人在落魄的时候，都会出现这种悲观的情绪。但这个情绪过后，阳光还是能回到心里的，毕竟自己还年轻，又有文化知识，最重要的，心里总有一股心气。我觉得人的心气在，活力就在，梦想就在。所以，尽管我像个无头绪的苍蝇一样到处碰，我坚信，终究有一天，我会碰到属于自己的那块肥肉的！因此，为了别让他人看出我的沧桑和落魄，只要和朋友在一起，我都是谈笑风生，装的好像有事情干。回到房子里，只要蔡霞在，我很少在她面前说一些悲观泄气的话。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，再艰难，也要有一个担当的勇气，为家庭，担当起责任；为自己，担当起所有的压力和痛苦！

    1996年7月，我在寻找齐东旺的时候，在西安遇见了我前面提到的钱永虎。他曾是悦乐输油队大队长，当时我是技术员。后来，他到了劳司当了副总经理，我后来去了采油饭店。我碰着他的时候，他带了两个人刚从全国各地考察回来。我问他出去都考察到了什么项目？他说什么项目都没有考察到。

    听他第三天要回庆阳，我也想乘机回一趟合水。钱永虎说车上反正就他一人，一同回去也好。蔡霞听说我要回家去，就让我去泾阳把他弟弟接回西安，一同带回家。她弟弟年龄还小，正在上初中，暑假在她妹夫那里玩，而她妹夫在泾阳开石料厂。

    我就照蔡霞的吩咐，到了泾阳，见她妹夫经营的石料厂规模还可以，出于对生意的敏感，我就和她妹夫聊，问石料一方多少钱，能赚多少钱？听了他说的情况后，我顺便在石料厂内外转得看了看，问了几个工人，在参观和询问的过程中，我突然想起我的父母当年就是通过在河里捞石头，卖石子，改变了我家贫困面貌。我能不能干一干我父母干过的事儿，给我们油田上办个石料厂？

    接上小舅子后，在回西安的路上，我脑子一直思考这个事。晚上，我对钱永虎说：“如果你没有考察下其他项目，咱们办石料厂怎么样？咱们长庆油田准备西安北郊扩建基地，用料特别大，到时候咱们把长庆市场的工作做通，让他们买咱们的石料，只要把咱们油田这个市场供应住，效益就不错。而且我算了一下，投资也不大。”

    钱永虎听我说的情况后，问道：“投资一个石料厂大概得多少钱？”

    我说：“我大致算了一下，得30万。”

    钱永虎说：“好啊，那你给咱们写一个报告，就写成是这次考察的成果。”

    我就连夜写报告，在报告上把成本分析等什么都列算好，然后第二天把报告给了钱永虎。钱永虎一看，说道：“美得很，就搞这个！”

    钱永虎回去给一把手经理汇报了，经理一看说：“弄！赶紧弄！”考虑到超过10万元的预算，得要上报才采油十二厂厂务会，就对钱永虎说：“这样，你先报10万，我给你们一批，你们先弄。剩下的钱咱们随后上报，到时候厂里看咱们已经弄开了，再报那20万就容易批了。”

    由于是我主张搞的这个项目，钱永虎自然就把办石料厂的事交给了我，我就拿了10万元直奔泾阳。

    通过妹夫介绍，我很快就认识了张友良。张友良是泾阳大队村支书，听说我是长庆油田来到人，来考察石料，就主动与我搭讪，说这说那，着重介绍了泾阳的石料资源，目的让我在他们村建厂投资。

    考虑到在泾阳办石料厂，得要有个当地人，而且这个人还要有点威信和实力，不然，当地人会因为环境污染问题、道路碾压问题和采石运输等问题给你找事，为此我就建议张友良跟上我们干，我当厂长，他当副厂长。张友良巴不得跟我们油田人合作，我一说，他就欣然同意了。

    接下来，我们就租地方，拉电，联系矿石点，买碎石设备。人干啥事，就能遇到一些与其有关的人和信息。正当我物色碎石设备时，有人告诉我，说一个叫杨喜久的人当年在海南砸石头挣了些钱，后来赔得一塌糊涂。现在，这人又回到西安干起了老本行——搞机械加工，估计他手里有生产石头的设备。听到这个消息后我，我赶紧托人与杨喜久联系，如果他真有设备，我打算买下来，价格肯定比买新的便宜。

    那时候，我正和齐东旺打着官司。因为官司，我花了不少钱，还曾借了钱永虎一万元，都用于官司了。所以，我急于有个事干。现在有事儿了，想急于干起来。我只知道杨喜久在海南干赔了，因什么原因赔的？我没有细问。只是盯着他那套闲置的设备，和他商议价格。最后，我们如愿成交了。

    设备买回来之后，我就招收工人。因为与石头打交道是个力气活儿，除了管理人员之外，只能从农村叫工人。为此我专门回了一趟铁李川，在村里贴广告招人的同时，还把我的亲戚家人都带到了石料厂。我老丈人是个老司机，我让他开大型运输车，运输石头；我一担挑是技术员；我小姨子做饭，总之，为了石料厂，我来了个亲戚邻里总动员，集中来搞这个事情。

    经过一个多月紧锣密鼓的筹备，石料厂办起了，很快就投入生产营运。

    为了方便联系，钱永虎还给我配备了一部手机。当年的手机叫大哥大，五六寸长，像个黑色条砖似的，带有天线。平时拿在手里，或插在腰间，自我感觉比较良好，起码是身份的象征。因为那个年代，能拿大哥大的人凤毛麟角。而我成天拿在手里出出进进的，在当地人眼里，油田人就是和地方人不一样。

    除了手机之外，钱永虎还给我配了他的表弟，明面上是跟我搭班子，实际上意在监督我，这个我是明白的。他表弟是陕北人，叫沈峻文，年龄比我小。初次见我时，显得比较老实，话少，也比较呆板，我支到那儿，他干到那儿，我若不支，那就两手身在裤口袋里，到处张望。

    有一天晚上，村上有个人叫我们到附近的镇子上去喝酒唱歌，我就带着他去了。当年，泾阳一个镇子上的舞厅都比环县县城的舞厅高档，初来乍到，感觉人家整体上比甘肃农民有钱。沈峻文第一次到那种场合，看上去有点拘束。后来，他就躲开我，经常一个人往那地方跑。不是喝酒，就是跳舞唱歌。渐渐的，他跟村上一帮人也混熟了。

    由于他是钱永虎的表弟，不管他干什么，我一般不说，在厂子的几个主管中，有他也行，没他也行，反正，只要张友良在，其他管事的人在我眼里无足轻重。

    一天，村里一个小伙气势汹汹地来到我的办公室，指名道姓要找钱永虎的表弟。我看他手里提了一把明晃晃的菜刀，问是怎么回事？他说：“你们厂里那个小伙把我老婆n了，你看咋办哩？不管我就要割了他！”我知道“割”是什么意思，农民一般阉猪叫割。

    我一听，有点信不下去：“不可能吧？小沈平时很老实啊。”

    提刀的小伙说：“人老实，做的事不老实啊，不信你去问问他！”

    我一看情况不妙，就赶紧打电话叫来了张友良，让他过来处理此事。然后我把沈俊峰叫来，询问他到底有没有这回事？结果沈俊峰操着一口浓重的陕北话说道：“额给你说，额从来没有弄过这号事……”

    但是，当张友良问那个小伙的媳妇时，那媳妇可能挨了男人的打，低着头承认了。

    一个不承认，一个承认，提刀的小伙还缠住我们不放手，这事不处理，肯定过不去。于是，我问张友良：“这事怎么办？”

    张友良说：“那怂是个土匪，给点钱算了。”

    最后就商量来商量去，以2600元了事。

    那个小伙因为媳妇和沈俊峰有了那事，拿走了2600元。从此，我们石料厂人再没人敢与村里的年轻人来往了。